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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第 12 期    【总第 333 期】 回首页
我国家事案件家事 调查程序之提倡
○敖旭涛 罗秦瑶
家事调查程序引入的基本立场
(一)家庭关系之弥合
家庭关系是基于血缘、姻亲、收养等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紧密联系的人际关系。在相对私密的家庭生活中,伦理、道德、情感成为维系家庭关系和谐的重要纽带。然而随着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取代,陌生人社会下的人际关系更加依赖于一系列规则的建立。法律作为规制陌生人的规则,开始进入到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纠纷的解决依靠公权力的介入,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家庭关系修复中的优势日渐式微。
家事案件的处理必须涉及家庭关系的理顺。其他民事案件的处理体现出一种“回溯性”,即从解决纠纷的时点向过去追溯,寻找证据、发现事实。家事案件则不同,有的案件涉及财产利益的分割,而有的案件直接处理人际关系的理顺或重建,例如确认亲子关系。所以家事案件的处理更具“面向未来性”,必须基于家庭关系如何继续和谐维系或重新建构。
域外家事案件特有的程序,例如家事调解员制度,为家庭纠纷当事人妥适、平和解决家庭纠纷、恢复因冲突遭到破坏的家庭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家事调查程序的引入,为法官审视家庭关系提供了更加宏观、全面和细致的视角,弥补了庭审活动可能存在的盲点。目前我国既没有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律和程序,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弥合家庭关系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充分体现。法院审理的结果可能仅仅依赖于几个小时的庭审,而忽视了庭审之外未被提及的相关事实。
(二)客观事实的倾向
诉讼活动发现真相的过程并不是无止尽和肆意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程序设置和制度保障之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诉讼活动是一项追溯性的认识活动,追求案件“客观事实”是诉讼的最终目标。在家事案件中,阻碍“客观真实”呈现通常有时间流逝、证据灭失、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限制。家庭是一个紧密的生活共同体,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可能出于人情、感情的考虑而弱化了契约的作用,仅以口头承诺、相互担保作为基础。一旦发生纠纷,很容易演化成各方“良心”的指责和完全相悖的争论。根据现代司法确立的原则,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自然能够根据证据规则的指引和举证责任的分配构建“法律事实”而做出最终的裁判。
家事案件的审理恰恰需要趋向于“客观事实”的反映。依据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虽可以建立“法律事实”,但很可能忽视了家事案件的复杂性与人伦性。在一些离婚后的财产纠纷中,原告通常将被告变更房屋到原告名下的行为视为赠与,而被告大多以维护家庭和谐作出的让步并非出于自己的真意作为抗辩理由。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或许并不能反应出被告变更登记的真实意图。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  “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可见,家事案件需要依据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除了由当事人自行进行举证,法官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并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所以就上文提到的案例,必须全面了解房屋的性质来源、出资情况、居住情况、双方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情况等等。事实上,我国的审判实践已经注意到了家事案件对“客观事实”的倾向,广东省高院2012年发布的《家事审判合议庭操作指引》第二条指出:家事审判合议庭审理家事案件以发现客观真实、追求实质公正为价值取向,以化解矛盾、促成和谐为根本目标。
(三)案件处理的科学化、妥适性
家事案件具有强烈的伦理、情感色彩,需要法官就案件处理上更多的需寻求从社会上、心理上或感情上为妥适处理。我国台湾地区的家事调查官,亦就特定的事项进行专业化的调查,并向法官提出报告、陈述意见。以《家事事件审理细则》第34条为例,家事调查官在法官指示下可就“进行亲识教育或亲子教育关系辅导之必要性”、“进行心理咨询、辅导或其他医疗行为之必要性”提出报告。
家事调查程序中,既有法官依据职权对当事人未提及的事实进行调查探知,关注法律上的要件事实,辅助进行考量、形成心证;也包含具备特定专业背景的家事调查官就某些特定的“社会事实”、“生活事实”和“心理事实”进行调查、提出报告、陈述建议,这些报告涉及家事案件产生的原因、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商谈的可能,以及亲子教育、纠纷处理后人际关系的安排等等。就专业化的事项,法官既无暇顾及又无力探知。所以家事调查程序既应包含法官的一般调查,也应包括调查官的科学调查,两者形成合力。随着对家事案件认识的深入,家事调查程序在促进案件的科学、妥适解决上将发挥无可取代的作用。
(四)未成年人利益之保护
家事案件关涉未成年人的利益,无论是离婚纠纷中孩子的抚养、继承纠纷中未成年人的继承份额,抑或是亲子关系的确定,都直接指向未成年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尤其在离婚诉讼中,既有双方都不想抚养孩子,认为是累赘;也有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探视权,僵持不下等多种情形,处理不当将会产生很多不良及深远的影响。对于生活习惯的举证,难以呈现在实体的证据上,而且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即使一方自认也需要继续举证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必须慎重考虑、全面衡量法庭之外的家庭生活、教育背景、收入情况、居住环境、监护能力、违法犯罪记录等等。
从域外家事法演进的过程来看,少年法的出现即是一个例证。我国台湾地区,建立了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并设置家事调查官、少年调查官,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和家事事件。家事调查程序的引入,尤其是家事调查员的进入,在评估负面影响、疏导儿童心理、促进健康发展、保护儿童利益方面可以提供重要参考。
  
家事案件调查的启动条件与边界
基于家事案件区别于一般民事案件的独有特点以及设立家事案件调查程序的特别理论基础,家事法院(庭)依职权行使调查探知权利确存其必要性及可行性。家事法官或家事调查官提启调查程序需满足一定条件,依职权启动调查程序后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履责,万不可僭权越界。
(一)家事案件调查之启动条件
1、当事人基于己方举证不能之提请。在许多家事纠纷发生之前,囿于生活共同体的夫妻亲属之间在血缘上、情感上、法律上被赋予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当事人并无证据留存意识,也即不会如在对外开展民事行为时较为注重对自身权益的设防与保护,很多时候家庭成员间的财产处分行为仅通过口头方式达成,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许多家事案件当事人在提请诉讼之时举证不能,无法提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相关证据,在此种情形下,若法官按一般民事案件判定驳回其诉讼请求,非但未能和缓已存裂隙的家庭关系,甚至可能因此激化矛盾,衍生导致更加复杂极端的结果。遂在当事人呈请说明举证不能的相关理由后,法官在综合案件情况认真考量后可依职权启动家事调查程序。
2、当事人举证不足,法官未能就提交证据形成完全心证时之自主启动。对于家事案件,在处理时应采取有限的辩论主义及不彻底的处分权主义,也即法官可以不仅仅就当事人提请的诉求范围和支撑证据进行判断,而是可以基于最优解决家事纠纷的立场,满足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则,以及最接近客观事实之法律呈现的目标,在有助于自己形成对案件认定的完全心证的前提下,启动家事调查程序。
3、当事人自认或者虚拟自认之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时之矫正启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由此可见,法律对身份关系类案件的自认持保留态度,家事案件鲜与身份关系脱钩,故而对此类案件中出现的自认事项应持审慎态度,若经法官之综合考量,自认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时,法官可依职权提启家事调查程序。虚拟自认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作的事实主张明确不加以争执时,该事实可视为当事人自认的内容。笔者认为,部分当事人之所以会对对方的某些事实主张作虚拟自认的回应,一方面是由于双方的争点与此存在偏误,因而并未将其作为主要问题加以辩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双方刻意隐瞒掩饰某些案件事实,以维护己方利益。但家事案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其不仅关涉两造当事人,多数情况下还牵扯第三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之权益,故当事人虚拟自认的内容同其自认的内容一样,若法官觉察其与事实明显不符时,亦应依职权做同样处理。
4、其他法官认为存在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或家庭关系弥合的事实时之优化启动。此种情形限于当事人提请之证据虽已经可供法官形成针对案件事实的完全心证,但抽离职业化的法官角色,从社会学、心理学乃至家庭关系学的角度认定依呈请之证据所作的判定存在损伤未成年子女利益或家庭关系合满之风险时,法官可依职权启动家事调查程序。
(二)家事案件调查之界限
1、调查范围不得延伸至与案件事实无关的个人隐私领域。法官扩展调查的范围仅限于在与案件相关的范围内,若不设边界的随意扩展,则不可避免的导致对当事人人格权的侵犯,也即背离了设立该程序的妥适原则。
2、调查范围不得僭越案件事由的分类。若当事人请求确认收养关系之存废,则不应延伸调查当事人婚姻关系之效力问题,这也是出于对家庭关系维护原则之遵守。
3、调查范围宜以维护家庭关系之稳固和谐及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之环境为边界。若扩展调查出的事实有违上述法理期冀及社会愿景,即便其几近客观真实,法官亦不应斟酌考虑此类事实。法官依职权所调查出的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不利于维持婚姻之事实,更容易令其准确定位结束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的法律依据及事实映照,但审结案件并未和缓矛盾,并非妥适解决家事案件的最优路径,遂对此类调查法官自当谨慎行事。
4、调查报告形成前应给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陈述及辩论的机会。这既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是令家事调查官综合自己调查之内容和当事人之申述来确保调查的方向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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