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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第 4 期    【总第 312 期】 回首页
“新常态”下如何“新作为”
○翟 峰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克难理应在我,我们不做谁做、现在不做更待何时去做”的使命担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打破掣肘中国发展进步的诸多惯性思维、陈规陋习和利益牵绊,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皆取得了令人尤为振奋、极大鼓舞党心军心民心的系列重大成果,由此形成了为世人瞩目的“新常态”,写下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画卷上的浓墨重彩一笔。
“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意味着中国发展蕴含着更高的质量和效益,亦让国际国内各方人士对中国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常态”相适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在“新常态”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何以“新作为”,亦值得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深思再深思。
笔者认为,“新常态”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要有“新作为”,应秉承“一切惯例可能都会被打破,一切新规都要重新学习,直到习以为常”的新理念,并以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分析问题的新思路来认真审视“新常态”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何以“新作为”这个全新问题。
无可置疑,“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在这个新时代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既要秉承和发扬其为民履职、依法履职的责任担当而使全国各界人士对其充满更加期待之信心,又要适应当今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理念、新秩序,与政治“新常态”结伴同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共中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构建的政治“新常态”已使中国的政治面貌因呈现相关鲜明特征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因而负有为国为民依法履职责任担当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有必要尽快适应这种“新常态”,又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呈现出为民履职、依法履职责任担当之“新作为”势态——

“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理念要以“以民为本”为全新内涵。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之理念着眼的是科学发展观,而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先后分别提出的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和“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之理念,更多侧重的是“以民为本、立法为民”。
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更为强调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确立“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新理念,即是为了更好解决官民的关系问题。
可见,“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只有坚持了“以民为本、立法为民”,在理念上,才真正称得上是体现了把人民置于主体地位看待的全新内涵。

“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方向要以“法治道路”为全新指引。
由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构建的我国政治“新常态”,不仅接续了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而且前所未有地提出了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而把依法治国上升到了“法治道路”。应该知道,在我国政治环境中,道路是第一位的,因为“三个自信”的第一个自信就是道路自信。
可见,我国“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依法履职的方向亦离不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新指引。

“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要以“反腐倡廉”为全新坚守。
由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构建的我国政治“新常态”,不仅坚定不移地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90多年的反腐传统,而且还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和“零容忍”的“高压态势”,揭开了反腐倡廉崭新的一页。中共中央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不仅提出反腐败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实行“老虎”、“苍蝇”一起打,而且还特别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而开创了制度反腐的新进程和“反腐倡廉”的新格局。
故此,“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应紧紧围绕中共中央习总书记开创的制度反腐的新进程,做到以“反腐倡廉”为其全新坚守。

“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民主要以“协商民主”为全新形式。
由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构建的我国政治“新常态”,强调民主绝非只是一种“刻板的形式”和唯一的“评判标准”,民主应该是多样化的,它在现实中会表现出各种形态。为此,习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的两次讲话中,深刻地、创新性地阐释了包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内的关涉民主政治的重大理论问题,高度肯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由此可见,“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民主,应以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重要体现的“协商民主”为其全新形式。

“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务要以“国家治理”为全新格局。
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66年所经历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国家治理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尤以201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执政进入国家治理阶段为其全新阶段。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再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更是一个跨越式的飞跃。而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形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布局,又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改革、发展、创新的问题,并因此而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思想、新思路,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发展的最新理念。
故此,可见“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务,确实应该以“国家治理”为全新格局。

“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制度要以“从严治党”为全新要求。
由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构建的政治“新常态”,不仅继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改革,而且创新性地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从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建设伟大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段文字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改革”前面,加上了“制度”二字,说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改革的重点放在制度改革上。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过“从严治党”,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话中又加上了“全面”二字,从而首次将“从严治党”提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因而具有特别深邃的意蕴。
由此可见,“新常态”下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制度,不仅要依法制定,而且还应充分体现“从严治党”的全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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